解读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意外收获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另外,尼赫鲁总理专程派来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先生,他与周恩来是相当熟悉的朋友。
1955年5月,梅农专程来到中国,经过双方深入地会谈,周恩来把有关中美会谈的方案交给了梅农。梅农离京回国之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说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别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其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印度持公正的立场,印度与中国频繁接触,为朝鲜停战作了不懈的努力。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杜威廉的安排,王炳南与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接触。第一次接触的氛围还不错,此后中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当天中美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接触。中方通知美方,除6月中旬有2名美侨离华外,中国政府已批准最近申请返美的6名美国人离华。同日,美代表团发表声明,宣布对“依法”被阻止离美的15名中国留学生已经复查完毕,他们可以自由离美。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7月15日下午,周恩来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经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会议期间,4月23日,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邀请八国首席代表到自己在万隆的家里共进午餐。周恩来有备而来,他私下里同部分国家的领袖讨论台湾问题时,简单、明了的说:“中国人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在这个声明的影响下,当时在万隆开会的好些国家领导人,如尼赫鲁、吴努、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等国家总理级的人物,都准备在会议结束后从中斡旋,促使中美两国坐下来为缓和紧张局势进行谈判。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简短的口信说: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当天傍晚,周恩来将打印了这短短几句话的稿纸直接发给了记者们。这个简短声明立即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
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在此声明发表后几天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我则准备谈判。”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其一,在台湾问题上,印度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年在联大上都提出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案。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友好协商、密切合作,共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印度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十分鲜明: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5月初,会议开幕,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在开幕会上作了个发言就匆匆回美国去了。当时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史密斯将军就成了美国代表团的团长。6月16日,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然后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史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总理当晚就和智囊组作了研究,认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史密斯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回国的途中,有好些信息就已经反馈到北京。尽管有好几个国家愿为中美谈判斡旋,但周恩来更多的是倚重于印度,这是有原因的。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这个时候距离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双方在战场上一较高下,战火硝烟刚刚褪去。当时,中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打倒美帝国主义”是每次集会上必不可少的口号;而美国方面,将中共视为“红色恶魔”,对外实行对中国的军事讹诈、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击,对内则推行反动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和排斥一切对华友好的美国人士,对许多组织和个人进行调查和非法审讯。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终于,美国人首先表态了:有一天,美代表团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方转达了美国愿就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的意愿。周总理连夜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派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出面与美国人接触。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1955年6月间,梅农从新德里来到华盛顿,为促成中美会谈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同一时间,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卸任,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在向周恩来总理递交委任书时,特别转达了当天上午英国外交部要他及时转达的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上次解读的末尾我们谈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到这个原则,就不得不说一个会议——日内瓦国际会议。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中国政府在回文中对美国政府说: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接触,中美会谈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个成果,始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的接触。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意外的果实”。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考虑此次会谈中方代表的人选了。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1954年春夏间,新中国的外交精英们云集日内瓦,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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