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历史: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江青曾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决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图片 1朱德陈毅等人打牌
朱德于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朱德在军中深得人心,威信很高,虽然在文革中有毛泽东保护而不受批斗,但也受到他人的攻击与批判。
陈毅为什么批判朱德?
据《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那么,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

  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引火物”。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出笼的?有的书说是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不符合实际。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们讲述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出笼情况。另外,还有党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1967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所写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后,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
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
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

  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

  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

  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

  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

  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

  录,1966年7月25日。)

  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

  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

  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①毛泽东同阿

  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①(①毛

  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

  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

  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

  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

  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整左派,我不同意。”

  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

  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

  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

  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

  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

  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

  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

  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

  毛泽东六月一日”①

  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

  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

  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①(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

  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

  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

  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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